亨利先生把报纸翻到体育版的时候，亨利太太正把最后一只盘子擦干，放回碗橱里。窗外是那种典型的秋日下午，阳光斜斜地铺在厨房的油毡地上，像一块温热的黄油。 “咖啡？”亨利太太问，其实已经倒好了。

亨利先生接过杯子，说了声谢谢，目光仍留在报纸上。亨利太太在对面坐下，拿起自己那杯，小口地抿着。这样的沉默在他们之间并不尴尬，反而像一条旧毯子，妥帖地裹着两个人。

他们结婚二十三年了。二十三年里，他们一起搬过三次家，养大两个孩子，经历过一次亨利先生失业的冬天，也熬过了亨利太太父亲去世的那个春天。他们吵过架，有一回亨利先生甚至摔了门，在街区里走了整整两个小时才回来。但更多的时候，他们就像现在这样坐着，各自做各自的事，偶尔抬头看一眼对方，确认彼此还在。 “玛格丽特来信了。”亨利太太忽然说。 亨利先生放下报纸。玛格丽特是他们的大女儿，去年结了婚，跟着丈夫搬去了西海岸。 “她说什么？” “说想家了。说那边的橘子很甜，但不如家门口那棵老树结的。” 亨利先生点点头，没说话。他知道女儿真正想说的不是橘子。他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看着院子里那棵苹果树。树是他们搬来的第一年种下的，如今已经高过屋顶了。 “要不要去看看她？”他问。 亨利太太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那笑容很轻，像风吹过水面。 “下个月吧，”她说，“等她忙完。” 亨利先生重新坐下，拿起报纸，但没有翻开。阳光又往前挪了挪，照在他灰白的鬓角上。厨房里只有挂钟的滴答声，和咖啡杯偶尔碰到桌面的轻响。 这样的星期天下午，他们已经过了几百个了。几百个，或许还会再有几百个。没有谁说出什么了不起的话，也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事。但亨利太太收拾碗碟的时候，忽然觉得这个下午格外妥帖，像一件穿了很久的旧毛衣，每一个线头都恰到好处。 她经过亨利先生身边时，伸手碰了碰他的肩膀。他没有抬头，但他的手从报纸下面伸出来，轻轻握了握她的手指。 窗外，那棵苹果树的叶子正一片一片地变红。